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止一次提到纪检系统中有“内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中纪委干部受到处置，其中最有影响的8人被称为八大“内鬼”。

1.张化为 原中央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第五室主任

张化为，男，汉族，大专学历。曾任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中央纪委第五室主任、中央组织部第一企业金融巡视组副组长，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专项巡视工作时任巡视组组长，曾进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开展专项巡视工作。 

2019年5月27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示宣判中间巡查组原副部级巡查专员张化为纳贿一案，对被告人张化为以纳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拘捕在案的纳贿所得予以充公，上缴国库。张化为当庭显露服判，不上诉。  

张化为落马是在2017年4月，从落马到宣判，该案历时长达两年。该案2018年8月已审，从一审到宣判，该案历时9个月。

法院的宣判信息显示，张化为2006年至2014年间，利用担任中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中央第一企业金融巡视组副组长等职务，直接或间接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3284.93万余元。

外界注意到，张化为曾担任过多个巡视组的副组长或组长。2013年至2015年，张化为以副组长、组长身份，至少参与过7次巡视。但官方通稿中，特别点出了其中一个职务——“中央第一企业金融巡视组副组长”。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介入巡查的区域和单元中，曾有肖天、童名谦、陈铁新等“老虎”落马。　　

香港杂志曾披露张化为落马内幕。报导说，2017年4月16日下午，中纪委召开“中央巡视工作总结会议”，张化为被特派员用专车带到现场。当时张化为一进会议室就开始全身发抖，并用纸巾抹汗。会议专题开始前，原中纪委书记做开场白时说，已经给予张化为时间、条件，让其主动交代个人涉嫌违纪、渎职犯罪情况，但是张化为一直在演戏、搞串联、攻守同盟、湮灭罪证等活动。原中纪委书记问张有什么话要说，张化为已经语无伦次，说：“我交代，我有罪，我一定会彻底交代⋯⋯”当宣布其被留置审查后，张化为刚签完名就瘫倒了。　　

2.魏健 原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魏健曾参与过查办薄熙来、戴春宁等重大案件。  

经调查，魏健为人办事谋利达数十项之多。除了直接利用职务便利，借办案、核查线索谋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更多地是通过向各地地方官员打招呼来帮人办事，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包括提职晋升、安排工作、司法审判、工程项目等等。这些事从他的职务和权力来说并不能直接给人办理，但以他的职务和权力，却能让一些地方官员帮他去实现。

四川商人宋志远，行贿金额达到上千万元。当时他想在四川上马一个项目，希望能获得当地政府支持，为此找魏健帮忙。魏健立刻给当时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打了一个电话，请他关照宋志远的项目。

十八大后首个省部级官员大案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案，中纪委对其的调查长达一年多，当时曾“跑风漏气”。中纪委一名对口四川的官员，曾在四川住了近一周，全程由李春城和其秘书接待。这一事件东窗事发后，中纪委对该名干部作出了严肃处理。

魏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项目推进、案件受理、职务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金佛，玉镯，金条，雕刻过的象牙，成捆的人民币、欧元、美元，以及数不清的银行卡和礼品卡……共计折合人民币5415.994483万元。

3.明玉清 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原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

2017年9月1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了“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系列文章的第三篇《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这篇文章披露了原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明玉清，曾多次以“明总”身份出入北京福泰宫酒楼的细节。

“当服务员无意中在电视上看见熟悉的‘明总’时，见过各色人等的他们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原来往日里风光无限、前呼后拥的‘明总’并不是什么‘老总’，而是中央纪委的局级领导干部明玉清。”

长期以来，明与多名领导干部、商人老板关系密切，与他们频繁出入酒店，大吃大喝，进行权钱交易。现在看来，福泰宫酒楼便是明玉清长期出入的酒店。

据公开资料显示，福泰宫酒楼营业面积4000平米，有20余间豪华贵宾房。这家酒店的客人结构，从《中国纪检监察报》对该店服务员“见过各色人等”的描述便可看出，很不一般。

明玉清在纪委机关工作了27年，可以说是中纪委的老人了。曾任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副主任，先后负责与西南、西北等地区联系。

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虞海燕与明玉清早在2010年便已有接触。而明玉清正是通过这种接触，为经商的儿子在甘肃拉项目。

作为回报，明玉清不仅把中央纪委的调查内容向虞海燕通风报信，甚至最终胆大妄为地帮助虞海燕抹平问题，将他的线索从初步核实逐步变成了了结处理。

明玉清一方面利用执纪审查权与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纪检干部拉关系；另一方面，就商人老板请托事项向这些领导干部打招呼，收受钱物上千万元。

4.曹立新 原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

2017年1月20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央纪委法规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受贿案，对被告人曹立新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对曹立新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曹立新被查，被曝跟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有牵连。塌方式腐败中落马的数百名晋官中，山西省高管局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冯朝辉比较特殊，冯除了名字和性别是真的，年龄、身份、学历等其他身份信息都是假的。可冯却凭借“全身假”，不仅步步高升，而且还成为“人们既不敢得罪，甚至还得争相巴结”的官场红人。

有媒体报道，冯朝辉的“杀手锏”是其在北京的“高层次朋友”，他跟曹立新早自2000年就结下了“友谊”。

当年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秘书李真案发后，曾被关押在阳泉市第二看守所，曹立新是办案人员之一，冯朝辉有意接近曹，两人成为“好朋友”。有了曹立新这样的中纪委官员朋友，冯经常主动找到一些领导干部，向对方透露，他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听说“最近有关于你的举报”，“我可以帮你摆平，但要花钱”。曾经山西某大型国企一名干部有关问题被国资委调查，冯就曾找到调查组为其说情。

5.罗凯 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

公开信息显示，罗凯长期在中央纪委工作，曾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三处处长，第六纪检监察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等职。
　　天津海河边有一幢十分醒目的楼盘，名叫君临天下。在这幢楼里，有中央纪委的干部以三折的低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房产。房价打了三折，本应坚守的廉洁底线也打了折扣。最终，当这名开发商涉案被调查，这些干部的问题，也在调查过程中被一一牵扯出来。

罗凯“从该开发商手中先后低价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津地区多次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罗凯通常并不直接向地方官员提要求，而是通过饭局把该开发商介绍给官员认识，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

翻开罗凯的案卷，金条、名表、珠宝、商人赠送的礼品琳琅满目。这些贵重礼品足以告诉人们，他们只需在饭局上出个面，就能为商人带来巨大的利益

他受贿的金条不是说一根两根，有50克一根的，有100克一根的，累计下来给他的金条都是以公斤计的。还会送给他珠宝玉石等名贵的东西，以及贵重物品。另外比如说变相地送房子，像三折多低价购房，这个折扣其实就是利益输送。

6.刘建营 中纪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

刘建营原来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能吃苦、也吃过苦的一个人，他在委部机关办了这么多的大案要案，也应该说算是一个名人了。他对亲情的弥补导致他以权谋私，这是他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拿权力来去变现，用金钱来去弥补家庭亲情和感情的债。　　

刘建营的违纪问题，不少都和家人有关，包括安排他们在某私人老板的公司挂职吃空饷、帮他们承揽一些经营项目获取利益等等。刘建营长年出差在外，他觉得自己对家庭有所亏欠，但这种错误的“弥补”，最终带来的却是悲剧。　　

他曾参与查办薄熙来案、白恩培案等多起大案要案，曾因表现突出而立功受奖，一直被视为优秀的工作骨干。就在他被组织审查的同一天，他担任调查组组长查处的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这样的巧合，令人唏嘘。　　

7.原屹峰 中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原处长

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硕士毕业后，原屹峰直接进入中纪委机关工作。对于他在中纪委的具体发展轨迹不得而知，但根据公开报道可以发现，他晋升得并不慢。

2010年8月，原屹峰即以副处长身份公开参加活动，在2016年7月原屹峰被查时，已经是处长，而原屹峰父亲曾经的司机贾书庭称，原屹峰被查前，即将被提拔为副厅级干部。

2014年，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出于对干部的一种关心爱护，要求部门负责人家访。当时，原屹峰已经住到一栋商人提供的房子里，而他自己原来的房子给亲属住了。他当时就想，如果上司王主任来实际住址家访的话，恐怕会发现他和一些商人不正当的交往问题。

原屹峰就考虑演场戏，在自己原先住的房子里面接受了王主任家访。他提前教爱人怎么做、怎么说，还害怕王主任不相信，就拿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挂上。

“说了一个谎话，可能就需要成百上千的谎言去掩盖”，原屹峰说，家访后，有时搭领导的车，都把他送到那个假的“家”里。“所以就延续着一个谎言接一个谎言”。

8.袁卫华 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

袁卫华曾经是高考状元，北大高材生。从2004年开始直到2015年案发前，他通过“卖案情”牟利，以案谋私，泄露问题线索、初核方案、审计报告、调查报告等，从官员手中“换”取工程项目，然后转给其父的工程队。11年间，承揽到总金额超过10亿元的工程项目。　　

袁卫华还要求其父订立遗嘱，写明“将家庭财产全部给大儿子袁卫华”。　　

回顾自己的贪腐过程时，他说，“我的求学之路是很顺的，始终是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一直到北大。因为我当时对自己仕途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快速的规划，希望能够尽快地进入处级这个岗位。但是这个目标情况之下，如果顺便能生活更好，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如果”了。